王建

郑学勤

　　本报记者 丁冰

　　近期希腊债务问题引发欧债危机再度升级；美国QE2结束在即，但最新公布的经济数据并不乐观；新兴经济体也面临较高通胀压力。有分析认为，新一轮经济危机可能正在酝酿。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7月是美国新一轮危机会否爆发的集中观察期。有毒资产、房地产不良贷款、国债危机三方面因素都有可能导致新一轮危机爆发。为应对外部危机，我国需要未雨绸缪，将财政政策推向前台。美国芝加哥期权交易所董事总经理郑学勤则表示，就美欧债务危机而言，目前来看，爆发新一轮国际性危机的可能性是在减小而不是增加。
“新一轮危机”存争议

　　中国证券报：近期欧债危机再度升级，美日也是债台高筑，新兴经济体则面临较高通胀压力。有分析认为，新一轮经济危机可能正在酝酿，您对此有何看法？

　　王建：美国可能会在近期爆发新一轮危机，7月是引发危机因素的集中观察期。首先，7月是美国金融合约集中兑现期，有毒资产可能再度现身。美国在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后用冻结和拖延的办法，把巨大金融坏帐掩盖了起来，但纸里包不住火。美国的衍生金融合约高峰是2006-2007年间签订的，绝大部分是5年期合约，因此到今年7月左右，新的金融合约清算高峰就会到来。

　　据报道，“信用违约掉期”(CDS)这个衍生金融品在2007年7月次贷危机爆发时，市值已增长到62万亿美元。如果2006年以前签订的衍生金融合约由于不能兑现，都能引发2007年次贷危机那样的金融大海啸，那么，从今年到明年需要兑现的衍生金融合约则是上次引发金融大海啸的有毒资产规模的十倍乃至更多，这场新危机的冲击可能更大。

　　第二，危机可能来自房地产不良贷款，美国房价持续下跌使金融体系风险正在积聚。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经济一直在低谷中徘徊，失业率居高不下，使支撑庞大衍生金融品大厦的基础结构，即那些房贷、车贷、学生贷款、消费贷款等，有更多的人无力偿还。以房贷为例，去年底已有超过500万个家庭拖欠房贷2个月以上了。如果越来越多的人进入“止赎”行列，房贷没有人还，美国金融体系新一轮崩溃不可避免。

　　最后，美国国债危机也在逼近。2010年美国国债占GDP的比重已超过10%，引起投资者对美国国债信誉的担忧。去年以来，美国新发国债的买主七成是美联储，其余是中国、日本和英国这三个政府买家。但今年2月以来，中国这个最大的买家正在离场，日本由于大地震自救正从世界各地向国内调资金，也不可能继续买入美国国债。面对债务到期，预计7月美国将不得不再次提高债务上限。由此，美国国债规模将更加庞大，美国国债将不得不大幅提高利率吸引买家，提高融资成本，这将成为美国债务危机的前兆。

　　郑学勤：危机往往起源于人们没有预料到的事件。若就美欧债务危机而言，目前来看，爆发新一轮国际性危机的可能性是在减小而不是增加。

　　欧债问题是财富危机也是政治危机。希腊偿还债务肯定有问题。但是，国际各种力量不会让它违约。如果希腊违约或是退出欧元区，国际银行之间就会出现雷曼倒台之后那种相互失去信任的状况，流动性会枯竭。现在，谁都经受不起另一轮世界金融危机。在再次援助之前，国际组织会最大限度地迫使希腊进行政治和经济改革。

　　美国的债务情况也一样。在财政部用尽最后的资源之前，也就是8月初之前，共和党会最大限度地利用危机感来迫使政府削减开支。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提高债务上限的法案最后会通不过。欧洲和美国等国的债务是结构性问题。政府和国际组织没有长期解决的方案，但是有短期控制的能力。

　　财政政策需走向前台

　　中国证券报：您认为美联储是否会推出QE3?

　　王建：为化解债务危机, 预计美国将在提高债务上限的同时，不得不推出QE3，继续购买美国国债。如果QE3推出，或将导致美元指数崩溃，美元指数不排除考验甚至击穿2008年历史大底的可能。

　　郑学勤：我觉得推出QE3的可能性很小。上季度美国经济疲软的重要原因是消费疲软，而消费疲软的主要原因是汽油涨价。石油涨价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QE2的副作用。因此，推出QE3只会恶化而不是改善这种情况。

　　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的宗旨是要提高就业率，也就是说，要给企业提供资金，让他们去雇人。但问题是美国企业现在不缺钱。世界500强企业目前持有的现金有9600亿美元。如果实行QE3，由此产生的流动性多半会进入金融领域进行投机。货币政策对经济发展的帮助是有限的。伯南克也反复强调这一点。

　　中国证券报：对于美国货币政策带来的影响，我国应采取何种措施来应对？

　　王建：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对中国而言就是带来输入型通胀，我国紧缩货币只对由货币投放过度所造成的需求拉动型通胀有效。如果中国没有能力制止主要发达国家的货币投放增长，而仅仅是国内进行货币紧缩，能够压下去的只能是经济增长而不是通胀。此时，必须将财政政策推向前台，通过财政补贴等方式缓解通胀对各实体部门和民生方面带来的冲击。

　　郑学勤：由于缺乏有效的国际金融组织和章程，各国的金融政策都以本国的利益为出发点，因此，多元金融政治会持续相当长时间。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美国和欧洲在金融方面在历史上处于统治地位，中国的金融政策面临的挑战相当艰巨。

　　但需要认识到，别人的危机可能是我们的机会，应对外来变化，需要更新思维，学会使用手中的金融力量。金融政策的博弈在很大程度上是实力和知识的博弈，无论是对付其他国家金融政策的负面影响，还是争取自己应有的国际金融地位，每走一步，都需要理论上的底气和执行中的干练。

　　加快城镇化步伐

　　中国证券报：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下，我国应该如何应对可能存在的外部冲击？

　　王建：如果美国金融危机在2011年再度露头，而中国自2009年大投资所形成的第二轮产能释放也在此时爆发带来产能过剩，这将是内外需紧缩“双碰头”的危险时期。对此，最有效的应对手段只能是有效开启内需。而城镇化是创造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启动内需的最大动力。只要能尽快转入加快城镇化步伐轨道，不管世界经济出现如何恶性波动，中国经济都将可以破浪前行。

　　郑学勤：现在世界经济是联成一体的，由于经济规模和金融实力，中国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从被动转为主动。因此，问题不是如果发生危机中国应当如何应对，而是在防止危机时中国能发挥什么作用。

　　2008年金融危机的规模、范围和深度并不亚于1929年危机。1929年危机之后，美国和世界花了十几年时间，经过一场世界大战，才真正恢复持续发展。在今天，世界经济的真正恢复，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能够发挥的作用，中国若能在危机中处理好国际金融关系，这对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会起到巨大作用。

　　近期希腊债务问题引发欧债危机再度升级；美国QE2结束在即，但最新公布的经济数据并不乐观；新兴经济体也面临较高通胀压力。有分析认为，新一轮经济危机可能正在酝酿。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7月是美国新一轮危机会否爆发的集中观察期。有毒资产、房地产不良贷款、国债危机三方面因素都有可能导致新一轮危机爆发。为应对外部危机，我国需要未雨绸缪，将财政政策推向前台。美国芝加哥期权交易所董事总经理郑学勤则表示，就美欧债务危机而言，目前来看，爆发新一轮国际性危机的可能性是在减小而不是增加。